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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子讲坛隆重推出李奎良教授讲座:儒学中兴从衡水走来

日期:2022-04-29点击数:来源: 董子学院

    董子讲坛是由衡水学院董子学院、学报编辑部、团委和宣传部联合推出的高端学术讲坛。它依托董子文化,旨在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。董子讲坛得到了国内外众多知名学者的关注和大力支持。

    4月26日,董子讲坛隆重推出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会长、衡水学院教授李奎良的学术讲座:儒学中兴从衡水走来。河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“董仲舒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”主任、董子学院院长魏彦红主持讲座,衡水学院党委副书记卢援助,上海交通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余治平,衡水学院师生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、硕博士生、文化爱好者等线上线下共同聆听了讲座。

    首先,李奎良教授从地域文化和历史人物两方面,肯定了衡水作为历史文化重镇的重要性和兼容并包的文化特征,中国文化史上,衡水籍文化名人层出不穷。李教授指出,在中国儒学曲折多舛的发展历程中,曾经有过五次严重的危机,分别是:秦朝的焚书坑儒、北朝的鲜卑政权统治、隋唐时期的经书注疏混乱、唐宋时期的佛教冲击以及近代的西学东渐。五次危机都给儒学带来严重冲击和伤害,但是,儒学又都能够从危机中走出,从低落中复兴,其中前三次使儒学走出危机的中兴旗手都是衡水籍人士,分别是汉儒董仲舒、南北朝时期的冯太后和唐代经学大师孔颖达。

    李教授重点介绍了儒学经历第一次文化危机后,董仲舒对儒学发展所做的巨大贡献:第一,董仲舒用《春秋》大义构建思想政治的理论基础。建议汉武帝用孔子之道,在思想上实现“大一统”。使儒学由民间学术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,成为国家层面的文化体系;第二,将儒学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。从儒生中培养、选拔官吏,使儒学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;第三,将儒学用于民间教化,成为塑造中华民族文化品格的重要基石,使儒学与民族命运紧密结合。董仲舒的文化成就,不仅使儒学度过了低谷和危机,使其格局更大,体系更完善,与国家民族命运结合得更加紧密,还开创了一个儒学理论体系的新形态,把儒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,并且成为“实践儒学”的领军人物,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。

    李教授还详细介绍了董仲舒提出的一整套社会治理的“董子方案”,如“大一统”、兴办太学、官员不与民争利以及调均等思想,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大部分建议,对汉代社会及以后的中国社会制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。李教授还特别指出,董仲舒的天人哲学思想,并非是神学和唯心主义。董仲舒实际是借商、周以来“君权天授”的观念,以“灾异谴告”来限制皇权,既赋予君王权力的合法性,又有“天”的制约,“谴告”的关键是看能否得民心,顺民意,所以董仲舒天人哲学的根源是儒家的民本思想。

    李教授认为是南北朝时期北魏的冯太后,解除了儒学的第二次文化危机。冯太后是北燕皇族,祖籍是今衡水市冀州区,年幼时接受了良好的儒学教育。在辅佐文成帝时就提出了以儒学治国的政策,冯太后的孙子孝文帝也深受其影响,实行全面改革,从整体上汉化,从文化上儒化。可以说,冯太后前后辅佐两代帝王,是北魏中期改革的实际主持者和推动者,不仅挽救北中国儒学于动乱濒危之中,还促进了儒学的又一次中兴和发展。

    李教授认为第三位儒学中兴旗手是孔颖达,他主持编纂的《五经正义》解决了隋唐之际儒学大混乱带来的第三次文化危机。孔颖达学养深厚,对北学、南学都有很深的造诣,是唐太宗时期“十八学士”之一。当时,由于学术思想混乱,科举制度缺少标准版的“五经”作为考试依据和教材,因此,孔颖达奉旨主持编撰《五经正义》,对经典注疏进行客观整理并阐发观点,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,成为唐以后典籍整理的蓝本。《五经正义》使得处于混乱状态的儒学达到空前统一,儒家经典此后进入稳定状态,完成了儒学的又一次中兴,使儒学具有了更加强有力的发展根基。

    李教授的讲座站位非常高,对董仲舒、冯太后、孔颖达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进行重新界定,称为儒学中兴的旗手。他们不仅挽救了儒学的三次危机,而且每一次都赋予了儒学更大的发展格局和崭新的生命力。通过李教授的讲解使我们认识到,衡水作为大儒之乡,在儒学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,我们完全可以自信而自豪地说:“儒学中兴从衡水走来!”
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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